中国戏剧与博物馆责任 ——在中国黄梅戏博物馆成立一周年之际的感想与理论思考

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在中国戏剧之乡安庆建立至今已一周年了。一年来，这个在机构上与安庆博物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位置上与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毗邻，并作为中国第一座“国”字号的戏剧博物馆，进行了全年免费对外开放，开展了文物征集与研究以及丰富多彩的宣传服务工作。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黄梅戏传承人韩再芬默默的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国家文化部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传媒给予了高度的关注；2010年111月还在安庆召开了建馆一周年纪念研讨活动。可以说党和国家及社会媒体对中国戏剧这一曾是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传统的主流性非物质文化艺术样式的保护和传承，已经做得很充分很到位了。作为博物馆陈列研究人员为此而感动，并就中国戏剧与博物馆责任问题，谈谈自己的感想与一孔之见，以就教于各位。

一

中国戏剧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副院长就曾指出：中国戏剧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的确如此，人类发展经历了原始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也称后工业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以微软为标志率先进入），不同的经济形态影响着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构成与趋势。农业经济是一种躬耕劳作、手工作坊、简单机具、农业生产占绝大比重的不发达经济形态。中国戏剧正是紧傍着中国经济社会农业文明的成就及其观念、道德、情操和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心理机制而产生发展的。不难分析，春耕、夏锄、冬藏的劳动方式，使得历史上的农民在秋后较清闲，他们就会去赶集，就可能会放松身心唱一口，舞一段，自娱娱人。这样，渐渐地使得戏剧的产生成为可能，成为一种必然。宋元时期是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阶段，而这一阶段也正是在宋元中国农业文明总体上趋于成熟的历史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城市，而城外还有许多定期的“集市”，据史料称，唐代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多个，而到了北宋就增至40多个，到元代则更有了一些发展。都、集市的繁荣发展，使得中国戏剧的形成有了很多促生的社会条件，使得原先星星点点、散散落落的戏剧元素迅速凝结，最终使戏剧获得独立品格和完整的形态以及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中国戏剧的形成与发展还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与烙印，如元杂剧《窦娥冤》只能在勾栏瓦舍产生并获得成功，活跃于乡间广场演出的黄梅戏《打猪草》、《闹花灯》、《戏牡丹》等一大批传统小戏也是近代农村生活风貌的表现。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在长期耕作中自然形成的期望，即春耕秋收吉祥圆满。这也使得中国戏曲有了个无论开端怎样，必得有个圆满结局的习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团圆”模式。即使是元杂剧悲剧“窦娥冤”的结局，剧情结尾漫天大雪，老天爷对窦娥的冤情有了感应也正是处于此类心结。至于“大喊大叫大跳”的外观形态和“花脸”、“厚底”、“靠旗”等表现手段的生成，其实也都是应乡村民间演出需要而出现的舞台艺术的夸张表现。

二

中国戏剧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从中国戏剧史学家周贻白教授编写的《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等著作和出土文物中不难看出：中国戏剧早在先秦就已萌生，经古代优伶和劳动人民的创造，以西汉百戏中的《东海黄公》为开端，在长期的兼收并蓄中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艺术，迄今约2000年了。中国戏剧的产生与发展除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更有着自己内在规律和个性特征，并受其驱动。

其一，衍化融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中国戏剧发展最根本的内在规律。

中国戏剧萌生后，经历了以“光耀一代”之元杂剧为代表，含明清传奇，四大声腔为架构的中国古代戏剧体系；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戏剧体系，即以京剧为龙头，含越剧、黄梅戏、豫剧全国四大主流的现代戏剧之衍化发展过程。中国戏剧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古代巫觋说、春秋优孟“为孙敖衣冠”、宫廷乐舞说（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传自西域说（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模仿傀儡说（孙楷《傀儡戏考源》）等，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戏剧形成的源头绝不止一个，因此，中国戏剧的形成是一综合孕育的过程。之所以称《东海黄公》为中国戏剧之开端，乃是因它已脱离角抵戏单纯的二人角力（秦汉角抵百戏，即众多形式的民间技艺节目竞演。其状况从1996年秦始皇陵出土的一批彩绘半裸、姿态各异的百戏俑可见一斑），是一种有一定的构思、人物扮演和故事情节的演出。（清代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此后，长期不断融合舞蹈、杂技、武术、民谣、说唱艺术、音乐曲调等，由隋至唐，形成了中国戏剧之雏形。到了元代，吸收宋元散曲、宫调等，逐步衍化形成元杂剧，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以及《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西厢记》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戏剧家及作品。元杂剧成为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戏剧出现了第一座高峰。但中国戏剧并未停止兼收融合。到了明代，北曲南戏出现了明传奇、著名的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而戏剧声腔系统的消长衍化，为中国戏剧的进步和在形成剧种及艺术流派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声腔系统上，出自秦腔的西皮调与湖北安徽的二黄调合流为皮黄腔，对形成京剧这一中华民族戏剧艺术瑰宝，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京剧的产生与完善，使中国戏剧有了第二座也更为辉煌的艺术高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剧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方剧种越剧、黄梅戏、豫剧经兼容磨合,尤其是吸取京剧的营养,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全国性剧种。中国戏剧进入了以四大剧种为主流,民间地方小戏也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

纵观中国戏剧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戏剧每进入到一定的艺术高峰阶段，就会停滞下来，与生活与民间小戏土曲和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新的兼收磨合，产生或形成新的更受欢迎的戏剧形式，从而进入新的艺术高峰和繁荣期。而这就是中国戏剧发展的周期性规。

其二，中国戏剧衍化发展，是一个受生存发展驱动，充满竞争和不断加工创造的过程。中国戏剧衍化发展架构中呈现出这样几种最基本的特征：1、中国戏剧构成的最传统的基本因素故事表演。2、中国戏剧最基本的形式特点：表演程式化、性格脸谱化、声腔伴乐格式化。3、中国戏剧的内涵风格和中国戏剧赖以生存发展的杠杆及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人民性。4、剧种繁多。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剧团在新中国前多为私立，衍化过程充满了艰辛和竞争不无关系。秦汉百戏时有方圆几十里的场子，但各艺班都在尽其所能的吸引观众，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场。明代四大声腔脱颖而出，也就出现了竞争。昆山腔兴起，取代了海盐腔、余姚腔，后又与弋阳腔角逐剧坛至清初，逐渐为弋阳腔所排挤。清末，戏班竞争激烈。这些激烈的竞争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如以京剧鼻祖程长庚等率领的徽班晋京后，为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不断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出艺术，将西皮调与二黄调两种戏剧声腔组合起来，并在演出中逐步完善，这一改革产生了京剧，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三

中国戏剧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与自身发展的挑战和考验。

其一，时代的挑战，中国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产生与发展，至今已是一门很成熟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尤其是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文化审美观念和习惯乃至兴趣，也发生了很多深层次的变化和转移。中国戏剧作为一种传统艺术样式，虽然辉煌过，但从根本上说其定型化的一些形式套路、美学特征与当代社会发展水平及审美有了一定的时代性差异。火爆的通俗流行歌坛与当前萧条的剧坛演出市场，多少也说明了一些道理。戏剧作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主选择的时代已经逐步过去。面临的却是现代化多元化带来的挤压和竞争。中国戏剧土壤被当代文明逐渐分化、减少。过去有人说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几的农村，是中国戏剧的重要市场。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平衡的变量。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大量的经商、打工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农业人口减少至50%、30%，将来还会更少，一个新兴的以知识经济、高新科技、服务为龙头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将从根本上摆脱中国农业经济时代的一切特征。一台彩屏电视在很大程度上便利满足了中国农民的文化需求，一部电脑把人们与世界联结起来，网络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空间无限。中国戏剧传统赖以生存的土壤，已逐渐消失并越来越远。因此中国戏剧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整体性的时代课题需要解决。一位教授曾在上海卫视上说：中国戏剧离现实较远，现代观众有理解上的困难，是一种“困难美”，现代流行歌曲是一种“容易美”。戏剧需当代人接受，就得缩短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距离，否则，中国戏剧就真有可能加快走向“博物馆戏剧”，这说的就是戏剧的时代性问题。

其二是“戏”的问题。正如人说：中国戏剧走过了作家时代（元代）、音乐家时代（明清声腔）和演员时代（程长庚、梅兰芳、严凤英等一批表演人才），眼下正走过导演和制作人时代。这是中国戏剧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也是戏剧生产在不同时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戏剧成功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却是“戏”。现代人常把“没戏”比作不精彩、没看头、无情节内容的代语。“戏”是观众的兴奋点，其基本内涵：（1）故事性强，且多传奇色彩；（2）紧凑或强烈的感情纠葛和事物矛盾冲突；（3）综合表现的典型情况；（4）戏剧性、喜剧性（娱乐性）。即巧妙运用巧合、悬念、打岔、误会等戏剧手段来展示情节。可以说，“戏”是中国戏剧的内在核心问题，是吸引观众的魅力所在，也是编导演的致力追求。大量的经典作品，如黄梅戏三十六大戏、七十二小戏中的作品在全国很多地区的观众中的影响也历史的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因此，中国戏剧要生存发展，恐怕还要在“戏”上下功夫，继续衍化融合、推陈出新才行。

其三是中国戏剧市场问题。前面说过，中国戏剧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受两种因素即社会发展和内在规律的制约。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与世界广泛接轨，赋予了中国戏剧的艺术产品与市场运作的二重性特点。中国戏剧还将直接面临着市场的选择。为了应变于生存和发展，全国很多艺术表演团体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安庆作为戏剧之乡、黄梅戏发祥地，为顺应时代特征和演出市场的需要，建立了黄梅戏艺术中心，改革了用人制度、推出了剧团企业化管理；以当代黄梅戏传承人韩再芬领衔，建立了“再芬黄梅戏剧院”，按市场规则运作，并集结上市；文化消费者的概念、地位和需求被突出出来，观众市场成为影响艺术生产与收益的关键。为此，他们不断创作推出新的剧目，不断的推介黄梅戏的艺术魅力，并走出国门，到美国等国家进行艺术演出。他们还与电视、网络联手，打造出一系列的影视戏剧剧目等，使黄梅戏走进了新的时代。这些都是中国戏剧发展寻找新的生命点取得的可喜成就。当然，中国戏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一定性质上还须肩负宣传教育之社会责任。即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注重艺术产品的健康性。市场是一种尺度晴雨表和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受不了市场检验的演出作品，就是没有艺术生命力。

总之，中国戏剧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很多很严峻的，其生存与发展能不能承受和通过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所出现的各种挑战是全社会和人民大众所深切关注的。

四

中国戏剧与博物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是一种艺术生产传播与收藏研究展示传承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戏剧大国，大小剧种约有三百多个，很多古老的剧种，如傩戏、高腔等已消失，戏剧文物旧址遗迹、艺人旧曲虽然很多很丰富，但也在逐年损毁消失，亦并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而这对保护好国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点遗憾。因此，收藏保护祖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和减少损毁流失，研究展示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社会提供相关服务，就成了博物馆的重要责任与义务。我们的博物馆不仅要研究中国戏剧的过去，也要着力于中国戏剧发展的未来，这样才能做好博物馆的相关工作。总之，博物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缩影和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征集保存陈列展示人类历史文化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机构与场所。中国戏剧作为一门源远流长的独立的综合艺术体系，有其自身的时代空间，但作为社会学范畴，却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博物馆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博物馆因其自身特性与功能，也是完全可以为中国戏曲文化中的文物资源得到科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徐鹏，男，安庆博物馆开放管理部（社教）主任，馆员

吴宜生，男，安庆博物馆原副馆长，副研究馆员